主题：改革上演深度攻坚：十五5大视点十一五6点建议

走过27年，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如何深化的关键时期。 

在此基础上，如何看待“十五”期间的改革？其大体脉络及阶段性特点为何？下一步改革又将如何推进等，成为“十一五”开局之年各方瞩目的焦点。就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包括政府决策机构、研究机构、社会学者及党校的多位资深人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十五”改革的阶段性评析。 

客观评价“十五“改革 

视点一：改革在“十五”期间进入攻坚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重要任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丁元竹研究员告诉记者，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创阶段已基本过去，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改革发生变化的重大标志，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进入到深度市场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从10年前的建立到10年后的完善，说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完善在这里更现实的含义是攻坚和决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如是说。 

在这样的压力和紧迫感之下，“十五”期间的改革攻坚有了推进，是在农村税费改革、非公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关键领域有了突破。改革也并非十全十美，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以及政府改革的不到位，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攻坚难题。 

丁元竹认为，如今，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在内的核心问题，如今剩下需要完善的都是一些更为复杂的深层次问题，触及的面比较宽，涉及到的利益也比较深，难以推进的原因也是多重的。 

视点二：改革的聚焦点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政府改革。 

“现在改革的聚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政府”，国家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分析指出，因为我国几乎的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是与政府自身的作为紧密相连的。比如市场化改革、国企、医疗、、、金融、住房等改革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能否深入，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改革主体本身的改革。而现阶段暴露出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不分，其主要矛盾也都在政府。 

对此，党校叶笃初教授告诉记者，从总体考虑上来看，党领导的这场包括自身完善在内的改革实际上已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配套部署，只是工作安排有先有后，“十五”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也已加快。粗线条的来看，在十六大报告以及修改的党章中已包含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党的自身改革和完善的内容，这正是改革的指导思想。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局向委员会述职，作为改革机制体制有序付诸实施的清晰信号曾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叶笃初告诉记者，其实早在二中全会上，便已有尝试，这正是党从自身做起，自己来改革自己的有益尝试。而《许可法》的强力推进、党内监督条例、干部任免制度等相继出台，以及一些单项的、具体的法规的相互配套、多项改革试点的陆续展开，也意在逐步建立民主决策、依法、完善监督和廉洁高效的体制机制。 

视点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由于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对后者的公正性缺乏有效制约，从而形成了目前社会分配不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改革的力度、时机和推进速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提出，便是强调用协调的办法来调整利益关系。 

“如今改革触及了根本利益，如何能够保证全体人民在改革中受益”，在丁元竹看来，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以为下一步推进改革提供思路。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妥善处理好改革的长远与近期目标的关系，处理好改革的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的关系，平衡改革的利益得失，才能使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范恒山这样认为。 

正因如此，“十五”期间，改革更多地关注到农村、社会事业、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领域。 

视点四：改革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增大以及进入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阶段，社会矛盾由改革初期的经济不发达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以及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且配置失当的突出矛盾。 

面对第一个突出矛盾，研究者们认为，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第二个突出矛盾，丁元竹分析说，需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对于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以及其配套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与前一阶段改革有重大区别的是，“十五”期间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逐步按国际规范运作的时期。以入世为标志的国际因素越来越多的影响着改革。而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的常修泽教授认为，“十一五”期间，开放“倒逼”改革将会更加强烈。 

视点五：改革推进的条件及社会基础发生重要变化。 

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基本上是体制变革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但90年代中期之后，自改革起便不断发育、分化和演变的利益群体，开始逐步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组合，即“结构先于体制定型”。也因之出现定型的新社会力量影响乃至左右体制变革等问题。甚至形成“赢者通吃”的扭曲改革机制。这种扭曲90年代中期以前还主要发生在政策的实施环节，进入“十五”，则开始进入了某些政策制定的层面。而这，是我们必须深刻思索并在下一步改革中应着力纠正的。 

孙立平指出，要以坚持改革为前提，在肯定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对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梳理和总结，使有关改革的争论从情绪化上升为理性表达。这样才会形成更多的改革共识和推进动力。